古巴家庭的厨房、尼泊尔的节日、慢节奏的泰国村落……不久前，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的3位青年学者来到“人文清华讲坛”特别节目，分享了他们在陌生国度长期从事田野研究的故事。跟随着他们的讲述，在与异域文化的隔空碰撞中，我们看见了世界的不同，理解了他者，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建构自身。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我在古巴厨房里“革命”』
■唐永艳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生唐永艳
说到古巴，大家的脑海中或多或少会浮现出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比如，周杰伦那首轻快的歌曲《Mojito》，那些关于英雄切·格瓦拉的故事，以及海明威坐在哈瓦那海边抽着雪茄写下的经典著作《老人与海》。
还有人知道更多的信息，比如，古巴是拉丁美洲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距离美国仅仅90英里，长期遭受经济封锁等等。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关于古巴饮食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让古巴人惊讶的中华料理
我在古巴近3年，对几段与美食有关的经历印象深刻。
2019年9月，我首次踏上古巴的土地。为了快速融入当地生活，我入住了一户古巴家庭。有一天，房东因急事外出，只留下一袋黑豆在厨房。我联想到云南家乡妈妈常做的醋焖黄豆，试图用黑豆复制类似的菜肴。然而，我走遍周边的超市与菜市场，却遍寻不到醋和酱油等调料。情急之下，我在菜市场发现了酸橙子，灵机一动用它替代醋，于是，一道“橙子焗黑豆”诞生了。
房东归来后，满脸震惊。她告诉我：在古巴，黑豆通常不能炒制，而是要用高压锅炖煮至软烂才能食用。从那以后，我因这件事在邻里间出了名，大家都叫我“炒黑豆的中国女孩”。
另一道令古巴人惊讶的菜是我的卤猪蹄。在中国人看来，这道菜色香味俱全。但在哈瓦那，猪蹄及动物下水并不在大多数古巴人的食材选择范围内。所以，当房东看到锅中炖煮的猪蹄时，觉得不可思议。在她的认知里，猪蹄根本不该出现在厨房，更遑论成为盘中餐了。
还有一道被古巴人视为“黑暗料理”的菜是凉拌西瓜皮。网上流行将皮薄瓤红的优质西瓜称为“报恩瓜”，而古巴的西瓜堪称“报仇瓜”——整只瓜的近1/3是瓜子，1/3是瓜皮。为了充分利用食材，我把瓜皮制作成凉拌菜。这番操作又让当地人大吃一惊。
在当地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我还用红薯自制薯片，以朗姆酒制作碎碎冰。没有酱油和陈皮，我就用黑豆与橙子皮烹制红烧肉。但这些食物在古巴人眼中都属于难以接受的“黑暗料理”。
典型的古巴餐是什么样的
一顿典型的古巴餐通常由黑豆饭、炸肉、凉拌蔬菜、炸香蕉片以及红薯、木薯等根茎类食材构成。这看似简单的一餐，实则承载着古巴500多年的历史。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曾说：“烹饪的历史就是文明的历史。”这句话在古巴餐桌上得到了生动印证。古巴人常食用的木薯、红薯等根茎类食材，本是古巴印第安人的主食。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古巴成为西班牙在拉丁美洲最早的殖民地之一，遭受了掠夺与占领，印第安人近乎灭绝。
为发展以甘蔗种植为核心的种植园经济，西班牙殖民者引入大量非洲奴隶，甚至还有中国的契约华工。随着欧洲、非洲、亚洲等不同文化族群的到来，不同的饮食文化互相交融，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古巴餐。
然而，即便是这样一顿简单的古巴餐，其中的豆类、大米、肉类等食材，古巴国内几乎无法自给自足，高度依赖进口。这导致一旦国际市场出现波动，古巴人的餐桌就会立刻受到影响。
近年来，随着古巴经济形势的恶化，餐桌上的食材愈发不稳定，想要维持一顿标准的古巴餐变得越来越困难。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2023年2月至5月，我连续3个月没有买到大米，购买肉类需要辗转多个售卖点，常常空手而归。蔬菜供应同样面临困境。由于古巴缺油、运输系统老化、冷链缺失，从郊区运往市区的蔬菜往往在途中已经腐烂。
饮食文化背后的现实困境
说到这里，大家也许会问：既然古巴物资匮乏，为何当地人仍难以接受我烹制的猪蹄、西瓜皮等菜肴呢？正是这个困惑，促使我从饮食角度切入，去研究古巴的社会问题。
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曾经说过：“食物不仅是营养，还是一种分类系统。”这句话极具深意。吃什么、不吃什么、如何吃，背后都有一套文化规则在支配着人们的选择。
在观念层面，中国人对于猪蹄和下水，关注更多的是口感与风味；但古巴人普遍只食用纯肉部分，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生猪的这些部位带有“不洁”的属性。
再比如，喝热水这件事，在中国人看来非常普遍，但在古巴炎热的气候下，当地人反而认为喝热水伤胃。加上古巴水质较差，他们习惯将水冰镇后通过物理方法去除杂质，因此，他们认为喝冰水才是更加健康的选择。
此外，古巴人的饮食行为还受到运行了60余年的“供应手册”制度的影响。
1962年，古巴政府为应对全面封锁，举全国之力建立了食品配给制度。制度初创时期，每个家庭每月都能凭一个蓝色封面的小册子到固定地点领取食品和生活用品。每逢生日、结婚、跨年等特殊日子，居民还能收到政府发放的特别礼物。但是，随着经济形势恶化，如今古巴人通过手册几乎已经领不到物资了。
根据我在古巴家庭收集到的数据，2012年还能稳定领取肉类等基本食品，到2024年肉类配给已完全消失，大米、豆类、食用油的领取量也大幅缩减，只剩下少量谷物。有时，连食糖供应都会出现短缺。2024年我回访时，古巴导师夫妇为了接待我，在缺少面粉、鸡蛋、糖的情况下，辗转多日才凑齐食材，为我做了一个大米蛋糕。
在访谈中，许多古巴家庭都抱怨已经数月没领到食糖配给。哈瓦那繁华街区的面包店、甜品店也因缺乏糖、面粉等原料纷纷关门。要知道，20世纪上半叶，古巴长期占据全球食糖出口榜首，被誉为“世界糖罐”，加勒比地区半数以上的食糖都产自这里。但近年的数据显示，古巴食糖产量持续下滑，2024年政府不得不向巴西进口食糖或申请援助。我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当下的食糖短缺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整个食品供给系统几近崩溃的缩影。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细节：在古巴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不少古巴朋友开始主动向我索要食谱。当他们不再把我的“黑暗料理”当作怪异行为时，某种程度上的转变已经开始了。
『在泰国体验“不慌不忙”』
■李宇晴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宇晴
不慌不忙的大妈
在泰国进行田野调查的4年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泰国乌泰他尼府班莱县的那达坡村。这是我第一次做长期田野调查的地方，也是我在泰国待得最久的一个地方。
第一次到那里，我花了一整天时间。一大早，从曼谷坐上面包车，来到乌泰他尼府的府会城市。之后，辗转坐上府会城市红色的公交车，把我送到了班莱县的农贸市场。在农贸市场里，我左问右问，总算问到了一个面粉铺的老板娘，她用摩托车把我送到了我的房东章碧大妈的家里。
那达坡村是一个非常平静的小山村，人口密度小，绿化率很高。刚到那里，章碧大妈就带着我在屋前屋后转了转。她的后院有很大一片农田，种了木薯、甘蔗、玉米这些常见的农作物。章碧大妈是一位手工艺人，她的织布作品非常精美。大妈家门口还有一个博物馆，是她自己建的，叫作“婆婆博物馆”，这里收藏了章碧大妈和她的妈妈、婆婆和太婆婆四代人的织布作品。
我来到这里，是想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了解泰国人生活方式背后的文化逻辑。于是，章碧大妈就带着我每天在村子里四处乱转，从她的七大姑八大姨，到隔壁村子的左邻右舍，都转了个遍。
有一天，大妈说带我去她妹妹家串门。我们走了一段路后，大妈忽然抬头对我说：“中国人走路很厉害啊。”我一愣，这是在夸我吗？她脸上浮现出一丝奇怪的笑容，我这才意识到，她其实是在调侃我——因为我走得太快了。
仔细观察后我发现，中国人确实普遍走得都很快。从外表看，中泰两国人的肤色接近，但一走起路来，就能明显看出区别：中国人总是走得火急火燎，而泰国人则走得不慌不忙。
工匠在泰国清迈市博桑伞村的纸伞制作中心粘贴伞面。（新华社发）
不剥削环境
在村子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大妈神秘地说要带我去一个“别人不常去的地方”。我非常高兴，就跟着村民坐上了他们的皮卡车，在路上颠簸几个小时后，总算到达了目的地——一个国家森林里的护林站。
刚下车，我就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和放松。这里没有手机信号，除了我们没有其他人，耳边只有鸟叫和虫鸣。
来到护林站后，大家发现没有带筷子。同行的村民立刻砍下一节竹子，做了十几双筷子。我们围坐在篝火旁，一边烤肉，一边闲聊村里的各种八卦。
我们在林子里住了几天，有一天上午，护林员忽然说林子里有人来了。于是，我们跟着他蹚水穿林，去找走进林子的人。结果是两位林修僧人，他们正前往附近的一座寺庙取经。我们将随身携带的食物全部敬奉给了他们。
穿越山林回来后，我的裤子已经湿透了。回到住处时，我随手把裤子扔在屋外。章碧大妈开玩笑地说：“怎么？你还想把裤子留在大山里？”我这才注意到，村民们早已把我们这几天的生活垃圾都打包放在车里带走了。
泰国传统哲学里有一句话叫作“不剥削环境”，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群村民正在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这句话。
不剥削别人，不剥削自己
后来，大妈又带我去了隔壁村子里的一家纺织工厂。
听到纺织工厂，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可是到了那里才发现，泰国村子里的纺织工厂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家铺了凉席坐在地上，工作有一搭没一搭的，想休息的时候就躺在地上休息，有的人还带了小孩，孩子在一旁玩耍，非常自在。傍晚时分，大家围坐在地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与其说这是纺织工厂，不如说是一个纺织工坊。大家将织布机集中到一起工作，按件计酬，多劳多得。所谓纺织工坊的领导，其实就是销售端的组织者，从每件布匹中提取一定的抽成。
看到这个比中国的纺织工厂松弛百倍的地方，我的心中浮现出很多问号：大家为什么不抓紧时间？为什么不多织点布，多赚点钱？这又让我联想起泰国的传统哲学：不剥削别人，也不剥削自己。我逐渐意识到，我们思考问题往往是从效率、利润这些角度出发的，而她们关心的是：活要干得舒服，不能把自己累着。
看见他者，观照自身
泰国人这种从容自在的生活节奏，要从它的历史文化根基上去寻找原因。
泰国是东南亚地区唯一一个没有被殖民过的国家。19世纪，西方列强侵入东南亚，泰国西边的缅甸被英国占领，东边的越南、老挝、柬埔寨被法国占领。而泰国因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英法殖民地之间的“缓冲国”，得以保持独立。同时，泰国土地富饶，他们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水里有鱼，田里有稻。”他们往往不用辛辛苦苦地种地，有时候，撒一把种子就会有不错的收成。
近代以来，泰国曾遭遇过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泰铢大幅贬值，经济崩盘，不断传出有人跳楼的新闻。关键时刻，泰国国王拉玛九世提出了“适度经济哲学”。他倡导“中间道路”思维，避免过度消费或资源浪费，强调适度、理性、抗风险的能力，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互平衡与和谐的社会。拉玛九世表示：“大家不用着急，我们有很好的水、很好的土，大家回到家里依然可以过得很幸福。”于是，很多人回到老家谋生，平稳度过了这段经济危机。
这就是泰国人不慌不忙、不急不躁的根源所在——他们不剥削环境，不剥削他人，也不剥削自己。这样的观念早已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日用而不觉的文化。
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经说过：“人类学的目的，是让世界能够包容人类的差异。”看见他者、理解他者，这正是长期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研究的意义所在。通过对不同的文化进行深度描摹，我们看见了他者，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与自己对话，观照自身，重新认识自己。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的跨文化理解和交融。
『为什么尼泊尔有那么多节日』
■雷定坤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雷定坤
一年有360天都在过节
在尼泊尔，有一个著名的节日叫“毕斯基节”。而且，在尼泊尔不同的地区，这个节日背后有着不同的故事。
在尼泊尔的巴德冈地区，关于“毕斯基节”的起源有两种流传较广的说法。一种源自古老的传说：王子成功斩杀了从公主鼻孔里钻出的两条蛇妖，人们欢庆这个象征着驱除灾厄的节日；另一种解释是，这一天是尼泊尔太阳历新年的来临。
在加德满都北部托卡地区的尼瓦尔族群中，“毕斯基节”有着另一种传说。据当地村民介绍，在很久以前，该地区流行一种非常致命的疾病，严重威胁村民们的生存，为了驱散病魔，各个村庄纷纷请出各自供奉的神像，把它们安放在装饰精美的轿子上，在众人的抬举和呐喊声中，一支支队伍穿梭在村镇的大街小巷，象征着神明的庇佑。据说，每座神轿重达四五百公斤，需要18至20个青年人合力才能抬起。
在欢庆现场，我看见周围的阳台、屋顶、楼梯间都站满了人。许多观众并非村民，而是来自尼泊尔其他各个族群的人以及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但无论文化背景如何，节日的氛围仿佛一座无形的文化桥梁，所有人都在鼓声和歌声中不由自主地跟着舞动。
“毕斯基节”只是加德满都地区代表性节日的缩影。事实上，尼泊尔拥有数量众多的节日。据不完全统计，仅首都加德满都每年就有130多个节日。如果放眼整个国家，数量更是惊人。我们常常开玩笑地说，一年365天，尼泊尔有360天都在过节。虽然有点夸张，但是一提到过节，尤其是过自己的传统节日，尼泊尔人的脸上就会洋溢着快乐和幸福。
低经济水平vs高幸福感
“幸福”这个词，也引发了我对尼泊尔社会生活的思考。
在尼泊尔，经济发展水平和幸福感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尼泊尔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它的GDP排名在南亚国家中比较靠后，人均GDP也仅仅略高于人口大国巴基斯坦。但是，《世界幸福报告（2025）》的数据显示，尼泊尔民众的幸福指数高居南亚第一（不包括不丹）。即便将不丹纳入比较，尼泊尔也稳居前两位。
物资相对匮乏，为何尼泊尔人的幸福感却名列前茅？我没有做过严谨的研究，但根据个人观察，我有一个大胆的结论：过节对于提高民众的幸福感肯定是有帮助的。其实也不难理解，节日意味着放松与休息，是对紧张和不满的一种缓解。在尼泊尔，节日可以让你暂时从压力中抽离，感受生活的愉悦。
在尼泊尔巴克塔普尔，人们参加尼泊尔历新年的庆祝活动。 （新华社发）
在前往中尼边境调研时，我曾雇了一个司机。途中他告诉我，目的地离他老家很近，当时正值塔芒族的传统节日“巴伊萨克满月节”，村民们全都聚到一起，有一些社区的文化表演活动，非常热闹。他一边开车，一边兴奋地讲述，还频频回头看我。最终，我决定前往他的家乡，去体验这个传统节日。
翻山越岭后，我们抵达了那个群山环绕、如世外桃源般的小村庄。我们在村中游览时，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的司机小哥一直忙碌地穿梭在传统装束的长辈中间，上下打招呼，忙前忙后，脸上始终展现着孩童般的笑容。我提议离开时，他显得有些为难，请求我再待10分钟看表演。最终我又多待了一个多小时，返回时夜色已深。
这位司机是村里年轻一代的代表，如今已在加德满都安家立业，实现了“首都梦”。但让我印象很深的是，谈起自己族群的传统文化，他的眼里一直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传统与现代在交织中共生
返程途中，我们聊起了农村青年进城、出国务工的话题。
尼泊尔近年来掀起了一股出国务工和移民的浪潮。截至2024年，全国3000多万人口中，有超过400万人常年生活在国外。2023年一年内，就有超过70万人出国务工，净迁徙率达到13.8‰，即每千人中就有近14人离开尼泊尔。这一现象也使得尼泊尔对侨民汇款的依赖程度很高，2024年侨民汇款占其GDP约为26.8%，为南亚最高。这一数字3倍于排名第二的巴基斯坦，在全球也能排进前五。
为什么会这样？地理因素是一大原因。尼泊尔夹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这种地理环境促使尼泊尔人不断突破，希望追求更好的生活。
虽然被称为“陆锁国”，但尼泊尔并不封闭。相反，它与国际社会的互动非常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尼泊尔注册在案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超过200家，活跃于医疗、教育、公共卫生、妇女权益保护等多个领域，可谓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国家。
虽然受到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制约，但尼泊尔展现出了极强的文化韧性。这种文化韧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内部多元的和谐共处。尼泊尔社会族群复杂，根据2021年普查的数据，官方认定的族群和种姓高达142个。如此多的族群，在尼泊尔始终保持相对的宁静与祥和，而节日正是文化交流的载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彼此参加，共享节日庆典，逐渐建立起了理解与尊重。
二是对外坚定的文化姿态。尼泊尔人始终以平和而坚定的方式每年坚持庆祝上百个节日，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那位司机小哥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身份记忆”的保存正是文化韧性的有力体现。
最后，我想说，其实不仅是尼泊尔，整个南亚地区都拥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力量——社会层面强大的文化吸纳能力宛如一块海绵，在应对现代化冲击时不断吸收并进行本土化改造，使得传统和现代在相互交织中共生。这或许是南亚国家一种独有的浪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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